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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新闻客户端】

" 如果不签字，这份工作你就别干了。"面对曾历任这家村镇银行业务发展部总经理、分管信贷的副行长谢某下的最后通牒，时任原双辽吉银村镇银行个贷部总经理岳某，最终在多份违规放贷材料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这一签，也让他深陷一场持续三年、涉案 13 人、造成 7.8 亿元坏账的违法放贷大案。2026 年 6 月，吉林省四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这起违法放贷案，作出了终审判决，驳回岳某等 5 名员工 " 受领导胁迫 " 的上诉理由，13 名涉案银行人员全部被定罪量刑。原双辽吉银村镇银行是当地一家县域村镇银行，由吉林银行在 2011 年发起设立。目前该村镇银行于 2025 年 9 月被吉林银行吸收合并，改制设立支行，原机构解散，相关业务由吉林银行双辽分支机构承接。依据吉林省四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布的裁判文书，2016 年至 2019 年间，这家村镇银行上至董事长、行长，部门总经理，下到一线主办、辅办客户经理，形成了一条自上而下的违法放贷流水线，十余名银行人员参与其中。判决书显示，曾历任业务发展部总经理、分管信贷的副行长的谢某，在时任董事长安某（另案处理）、行长王某的授意下，牵头组织实施违法放贷。其最常用的手段就是 " 借户顶名、垒大户 "。" 也就是借用多家企业、自然人的身份拆分贷款，把大额资金集中输送给实际借款人。" 一位城商行分管企业贷款的负责人告诉 21 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这种情况在业内曾经并不少见，其本质是用名义借款人的信用额度来覆盖实际用款人的资金需求，从而绕过单户授信上限和资质审查。整体违法放贷的链条也十分清晰：在得到董事长、行长指示后，谢某下达指令，指示分管企贷、个贷的负责人，以及个别客户经理（信贷员） 跳过贷前调查环节，仅以借款主体提供的资料为依据就发放贷款。谢某本人在任审贷会成员期间，对上述贷款的审批也均投票同意。在这条流水线上，不做实地贷前调查，不核验经营流水，不核实资产负债和担保资质，银行设立的贷前、贷中、贷后的风控体系形同虚设。博通咨询金融行业资深分析师王蓬博告诉本报记者，在信贷流程上，所有银行都需要遵守相关规定，" 客户申请、资料审核、征信查询、实地调查、风险评估、审批决策、合同签订与放款等环节都有规定。"对于为何会出现 " 三查失守 " 的现象，王蓬博指出：" 相比大行，村镇银行审批链条更短，部分小额贷款可在支行层面完成终审，决策权下放程度高、灵活性强可能也是原因之一。"案发后统计显示，三年间，谢某为李某等同一批实际借款人违法发放贷款 182 笔，其中 162 笔形成坏账，损失约 6.2 亿元；此外，该行还向多家企业违法放贷 49 笔，造成银行损失 1.64 亿元。合并计算，谢某的违法放贷行为导致银行直接经济损失近 8 亿元。而当时，这家村镇银行的资本金，才刚刚过 1 亿元。2025 年，一审法院作出判决。谢某作为主要策划者与实施者，被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也是本案唯一被判实刑的人员。其余 12 名被告人因具有自首等情节，依法获得减轻或从轻处罚，最终被判处缓刑。北京紫华律师事务所银行刑事业务部吴玉冰律师指出，在违法发放贷款罪共同犯罪中，量刑差异主要依据 " 犯意提起、业务决策地位、行为作用、违法获利情况 " 等标准综合判定。" 本案谢某作为违法放贷模式的主要策划者、实施者，在整个犯罪链条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其余 12 人则多为执行环节的基层人员，无独立决策权，因此被依法认定为从犯，量刑上也体现出了明显区分。" 吴玉冰补充道。一审判决后，岳某等 5 名被告提起上诉。在上诉书中，时任个人信贷部总经理岳某称，副行长谢某曾以 " 不签字就别干了、开除 " 相威胁，自己 " 内心始终抗拒 " 但 " 无法拒绝 "。另外 4 名上诉的客户经理也声称只是 " 被动配合 "，本身不愿参与违法放款，请求认定为 " 胁从犯 "，免予刑事处罚。二审法院审理后，对上述辩解逐一作出了回应。法院首先明确了胁从犯的认定标准——被胁迫必须具有现实性与紧迫性。" 来不及逃避 " 是衡量紧迫性的重要原则。若行为人有时间和条件摆脱胁迫，却未采取任何行动，则难以构成刑法意义上的胁从犯。具体到本案，相关上诉人办理了数十笔贷款，均是不同时间办理，具有长期性和反复性。上诉人所称的 " 不办理就会失去工作 "，只是一次性的语言威胁，对相关违法行为是否办理并不具有紧迫性，亦不存在来不及逃避的问题。法院据此认定，即便存在一定职场压力，也不构成刑法上的胁从犯事由。法院同时强调，银行信贷人员依法负有独立审查义务。即便存在上级指示，也不意味着可以免除贷前调查、贷时审查的义务。在本案中，个人信贷部、企业贷款部的相关人员在未经现场勘查的情况下，向风险管理部递交了不实的信贷资料，结合原原双辽吉银村镇银行内部规定来看，贷款真实性的审核责任，始于客户经理的实地调查，因此违法发放贷款的错误审核责任的根源在个人信贷部、企业贷款部。最终，二审法院在 2026 年 6 月作出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吴玉冰律师在接受采访时指出，在金融犯罪案件中，以 " 执行上级指令 " 作为核心抗辩理由十分普遍。她表示，" 其中一类典型情形就是职场压力类抗辩——比如以不完成放贷任务绩效清零、不配合就被调整至边缘岗位、领导以开除相威胁等为由，主张自己是迫于职场压力被动执行违规指令，主观上并无犯罪故意。但从本案的终审判决来看，这类抗辩并未获得法院支持。"原原双辽吉银村镇银行的违法放贷案并非孤例。近年监管罚单、刑事判决显示，其中村镇银行、县域农商行正在成为违规放贷的高发区，一旦造成重大损失，极有可能触发刑事犯罪。21 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依据企业预警通数据梳理，截至 7 月 2 日，监管对 523 家银行累计开出 2975 张罚单，罚没金额达 10.19 亿元。其中，信贷业务违规是绝对主力。上半年信贷违规罚单达 1858 张，较去年同期的 1226 张增长 50%，占全部罚单的六成以上。从处罚案由来看，贷款 " 三查 " 未尽职以超过 55% 的占比位居榜首，违规办理发放贷款紧随其后，二者成为银行业信贷相关处罚中排名前二的高频违规情形。农商行、村镇银行是罚单的 " 主力军 "。 据企业预警通数据，2026 年上半年，农商行被开出超 300 张罚单，罚没金额约 2.5 亿元。若将农商行、村镇银行及信用社合并统计，三类机构合计被开出 470 余张罚单，罚没金额约 3.3 亿元，在全部罚单数量中占比近 40%，罚没金额占比约三分之一。王蓬博表示，部分机构公司治理薄弱，内部制衡机制不健全，叠加地方人情社会影响，就容易形成操作空间。" 近 40% 的罚单指向农商行、村镇银行等，说明其风险管控能力与业务扩张速度不匹配。一方面可能基层人员考核压力大，更加重视规模；另一方面技术系统落后，难以有效识别虚假材料或异常交易，导致制度防线被人为绕过。" 王蓬博表示。吴玉冰律师对此表示认同，她指出，村镇银行、县域农商行频现违规放贷，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第一，经营压力倒逼。中小银行吸储难、资金成本高，很多机构选择靠扩大放贷规模维持收益，而 " 借户顶名 " 正是快速做大规模的捷径。第二，治理存在缺陷。部分村镇银行由民企控股，实际控制人通过关联交易、指令放贷向自身或关联企业输送资金，致使贷前调查、贷中审查、贷后管理 " 三查 " 制度流于形式。第三，人情关系复杂。村镇银行服务范围局限乡镇、县域，信贷人员与本地企业、自然人存在深度人情往来，基层员工碍于人情、考核压力，主动或被动配合制作虚假信贷资料，由此也催生了违规放款。监管层显然已注意到这一问题。2026 年 4 月，金融监管总局发布《农村中小银行机构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拟将村镇银行主发起人的最低持股比例从 15% 提升至 51%，从制度层面压实发起行风险兜底责任。与此同时，村镇银行整合大潮持续加速——截至 7 月 2 日，各地监管部门年内已累计发布 108 家村镇银行获准解散的公告。这场 " 减量提质 " 的重组，正在从源头上化解村镇银行的风险隐患。

近日，新能源汽车税收优惠政策再迎调整。随着车船税免征范围收窄，新能源车与传统燃油车在税收等待遇上的 " 同权 " 趋势愈发明显。有业内人士向记者表示，车船税每年缴纳金额通常在几百元量级，对车主实际负担影响有限，但此次政策释放的信号极为明确——新能源汽车税收优惠体系正在有序退坡。今年 6 月，第一财经独家调查报道《道路养护资金已陷困境：缺口高达 50%，" 油电不同权 " 急需破局》（详见 " 油电同权系列 " 专题《养路费告急，探索破局 " 油电不同权 "》）引发行业热议。第一财经记者调研采访发现，业内对 " 油电同权 "、里程税、" 里程 + 车重 " 综合计税机制的呼声日益高涨。该报道中提到，这场税制迭代的核心命题，不是简单的 " 加税 "，而是在公平与效率之间寻找一个可持续的制度支点。7 月 3 日，第一财经采访多位专家及业内人士了解到，这一政策调整意味着 " 油电同权 " 正在拉开大幕。国家对新能源汽车的产业已经完成培育，优惠政策到期退出，从长期来说更加有利于行业健康发展，而对企业来说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调整暂不涉纯电乘用车2026 年 7 月 3 日，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发布公告，明确自 2027 年 1 月 1 日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这意味着，实施了 15 年的新能源汽车车船税优惠政策，正式进入退出倒计时。江西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高琳向第一财经记者解释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法》，乘用车按排气量分档征收车船税，商用车按整备质量或每辆定额征收。纯电乘用车因无排气量，自然不在征税对象之列，纯电商用车则仍属于征税范围。对于纯电乘用车不征收车船税的深层原因，高琳分析称，这是一种技术性处理。车船税本质上是财产税，理论上应以车船评估价值为计税依据，类似美国等国家对房产征税的模式。但现实中，车船价值评估操作难度大。早年电动车尚未大规模推广时，乘用车的排气量与其市场价值总体呈正相关——排量越大，售价越高——因此立法者选择以排气量作为计税依据。随着电动车保有量快速增长，单纯根据排气量已不能有效反映车辆价值，现有规则的局限性日益凸显。高琳预计，车船税相关法规将随行业变化逐步修订完善，但这需要一定时间。江西省汽车流通行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章新挺向第一财经表示，对于车企来说，插混与商用车赛道政策红利退场，技术门槛抬高；家用纯电赛道政策利好延续，行业格局进一步向头部纯电品牌集中。乘联会数据显示，2026 年 5 月中国新能源汽车在新车市场渗透率达 62.9%，其中纯电占比达 67.1%。在燃油、增程、插混、纯电四种动力形式中，只有纯电实现同比正增长，零售销量达 63.7 万辆，超增程 7 倍。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纪雪洪教授在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表示，此次车船税调整会对技术路线产生一定的影响，在今年纯电车增速明显优于插混和增程的情况下，车船税优惠政策的调整，有可能会进一步强化纯电车销售占比上升的趋势。" 油电同权 " 是大势所趋乘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向第一财经表示，这次政策调整，意味着油电同权的大幕正式拉开。纪雪洪表示，车船税政策的调整在一定程度意味着很多人所呼吁的 " 油电同权 " 正在落地。他认为，对部分电动汽车征收车船税也是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逐步退坡的体现。政策的出台往往是摸索试验性的，也不排除未来会将纯电和燃料电池乘用车纳入。深蓝汽车董事长邓承浩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他认为这一政策的出台对行业来说影响是积极的。" 油电同权是大势所趋，有利于电动化更健康发展。" 邓承浩说道。零跑汽车高级副总裁兼首席运营官徐军向第一财经表示，对于新能源汽车行业来说，政策支持应该是处于持续退坡的趋势中。" 电车行业最终要反哺社会，反哺国家，而企业需要通过充分市场竞争活下来并为社会创造价值。" 徐军说道。事实上，车船税优惠的退出只是新能源汽车政策退坡的其中一环。2026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了多年的新能源汽车购置税 " 免征 " 政策已调整为 " 减半征收 "，并设置了 1.5 万元的减免上限。从数据来看，每年几百元的车船税，不会减弱新能源汽车在使用成本、智能化体验等方面的综合优势。2026 年新能源汽车购置税从全免改为减半征收后，渗透率仍在持续提高。4 月份，新能源汽车渗透率首次突破 60%；5 月和 6 月，新能源车渗透率持续维持在 60% 以上。从政策扶持转向市场驱动从购置税减半到车船税恢复征收，新能源汽车正在从 " 政策扶持期 " 全面迈入 " 市场驱动期 "。回顾历史，2012 年前后，国家确立强力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方针，税收优惠政策作为政策支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陆续出台。经过十余年培育，新能源汽车产业已从初创期步入成熟期，市场驱动力逐步取代政策驱动力。业内人士认为，相关优惠和补贴政策渐进式退出是大势所趋，此次车船税优惠的结束，与车辆购置税优惠的逐步退出在逻辑上一脉相承，共同构成政策回归中性的重要环节。章新挺表示，车船税属于财产税，政策出台的初衷是 2012 年扶持起步阶段的新能源与节能汽车。如今产业完成培育，优惠到期退出，一共有四大核心动因。其一，产业培育完成，普惠补贴阶段性收官。章新挺认为，这是政策调整的首要动因。2012 年政策出台之时，新能源汽车产业尚处起步阶段，需要财税工具予以扶持；如今产业已完成市场化培育，普惠性税收优惠的历史使命已经终结，政策退出顺理成章。其二，修复税收公平，统一财产税负规则。章新挺表示，车船税本质上是财产税，传统燃油车长期按排气量纳税，而同价位的插混等新能源车型却享受免征待遇，客观上造成了财产税负的不均衡。从财税逻辑来看，恢复统一征收，有利于维护税制公平。其三，优化财政税源结构，提升资金使用效率。章新挺分析称，税收优惠退出的深层逻辑，是将有限的财政资源从面向终端的普惠式补贴，转向核心技术攻关、充换电基础设施完善、智能网联等前沿领域的精准投入，这更有利于财政资金的高效配置。其四，在双碳目标下精准引导汽车技术路线，杜绝利用技术路线套利。章新挺特别强调，此次调整对纯电乘用车予以豁免，本身就是明确的政策信号。这一 " 有保有压 " 的差异化设计，旨在精准校正产业发展方向，防止企业利用插混等技术路线享受政策红利却不实质性推进降碳减排，有效遏制技术路线套利行为，引导车企加快纯电平台布局和技术迭代步伐。章新挺表示，统一税制、维护税负公平；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同时锚定双碳目标，引导车企全面向纯电零排放路线转型，是本次车船税调整的完整逻辑。行业直面硬核竞争时代" 让市场的归市场 "，已经在去年 10 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有所体现。自 " 十二五 " 以来，新能源汽车首次没有出现在 " 战略性新兴产业 " 罗列名单中。当时就有多名受访专家向第一财经记者表示，汽车产业的指导精神体现为强调 " 高质量发展 " 与 " 结构性政策 "，这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持续推进，也标志着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已步入成熟阶段。对于此次车船税优惠政策的调整，纪雪洪认为，当前电动车的综合产品优势不断提升，企业成本控制能力也在加强，政策逐步退坡不会对新能源汽车渗透率产生很大的影响。章新挺也认为，汽车产业已经市场化成熟，不再需要普惠税收扶持。而从产业端来看，政策补贴的持续退坡已经在企业的预期之中。邓承浩认为，预估政策对电动化渗透率的提升，影响不大。徐军则认为，政策退坡意味着行业竞争逻辑的根本转变——在政策扶持时期企业长出的 " 翅膀 "，应该是风停了以后能自己飞翔。极致的持续创新，极致成本管控、运营效率、品牌建设，终端管理能力等等体系化能力，将成为下一阶段竞争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