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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北京商报 　　村镇银行整合大潮持续中。近日，北京银行董事会会议同时通过了收购烟台福山珠江村镇银行以及处置自家旗下的云南马龙北银村镇银行两项议案。“一收一放”之间，这家上市城商行既跨省、跨主发起行将异地村镇银行纳入麾下，又主动出清了自身布局中的冗余资产。这一操作，恰是当前村镇银行改革化险进程中最具代表性的切片。 　　北京商报记者根据金融监管总局官网不完全统计，截至7月2日，各地监管部门年内已累计发布百余家村镇银行获准解散的公告，改革节奏较去年同期明显加快。在这场声势渐隆的整合浪潮中，股份制银行、优质城商行、农商行主动入局，通过跨区域收购、存量出清、模式创新等多元方式重构县域金融格局，推动村镇银行从风险化解向布局优化深度转型。 　　地方银行主动优化区域版图 　　近日，北京银行的一则董事会决议公告引发市场关注。会议同时通过了《关于收购烟台福山珠江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并设立分支机构的议案》和《关于处置云南马龙北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此次北京银行拟收购的烟台福山珠江村镇银行为广州农商行旗下子公司，位于山东省烟台市，属于跨行收购；而计划处置的云南马龙北银村镇银行为北京银行2017年6月与其他发起人共同发起设立，北京银行持股51%，截至2025年报告期末，云南马龙北银村镇银行注册资本4000万元，总资产约3.81亿元，净资产约0.42亿元，净利润13.75万元。 　　在博通咨询首席分析师王蓬博看来，这说明村镇银行改革已从“被动风险处置”转向“主动区域布局优化”。部分原发起行缺乏持续投入能力或战略重心转移，而具备资本和管理优势的城商行则借机填补县域金融空白，获取物理网点与本地客户资源。 　　实际上，这种跨行收购并非孤例。今年5月，深圳农商行受让台州银行所持深圳福田银座村镇银行3亿股股份，持股比例升至75%，将其纳为并表子公司。此前，江苏银行亦获批收购宁波江北富民村镇银行并设立江苏银行宁波分行，而该村镇银行的原主发起行为盛京银行。 　　王蓬博认为，相比传统由主发起行内部消化的模式，跨主体整合能更高效匹配资源供需，避免低效存续，同时通过直接改制为分支机构，实现风控、系统、产品与母行统一，降低治理成本，提升运营效率。 　　村镇银行改革路径多元化 　　从整体来看，今年村镇银行改革化险的鼓点正越敲越密，机构减量步伐明显加快。北京商报记者从金融监管总局官网不完全统计发现，截至7月2日，各地监管部门累计发布了108家村镇银行获准解散的公告，较去年同期有所增加。 　　其中，多家机构通过吸收合并、收购等路径完成转型重构。值得关注的是，股份制银行正成为这场整合潮的活跃主角。年内，民生银行相继获批收购安溪、綦江、腾冲、天台、潼南、宁晋等地多家民生系村镇银行，全部改制为母行分支机构；浦发银行则对上海奉贤、绵竹、溧阳、茶陵、浙江新昌等多家浦发系村镇银行实施吸收合并，并承接原有村镇银行资产、负债、业务及员工等。 　　从当前村镇银行改革化险的成熟路径来看，“村改支”“村改分”、并购重组、股权划转已成为市场主流模式。有业内人士向北京商报记者表示，不同改革模式也分别适配不同资质的村镇银行。如“村改支”“村改分”通常要求接收方有较强的管理输出能力，村镇银行需符合分支机构设立条件，优势是整合快速，劣势是可能削弱当地独立性；并购重组更适合接收方具备资金实力和整合经验，村镇银行资产质量相对清晰，优势是彻底解决治理问题，劣势是整合难度大、成本高。而股权划转则要求双方股东达成一致，村镇银行股权结构简单，优势是操作简便，劣势是可能无法解决深层风险。 　　但在主流动作之外，部分银行还涌现出改革新打法。以贵州银行为例，该行今年两度引入信托工具，为高风险机构处置提供了全新思路。1月，贵州银行借助信托工具完成了龙里国丰村镇银行的风险出清与机构退出。彼时，监管同日获准解散龙里国丰村镇银行、同意贵州银行龙里国丰支行开业。6月，该行又拟将同一模式应用于盘州万和村镇银行改革方案中，目前该方案已获股东会审议通过。 　　用益金融信托研究院研究员喻智向北京商报记者表示，信托工具作为风险化解的重要支撑，核心价值在于三方面：一是以受益权置换债权实现无现金承接村镇银行存款、网点与人员，储户金融服务无缝衔接，不用一次性大额计提拨备、大幅缓释资本与流动性压力；二是信托制度能隔离风险，将存量不良资产隔离于接收行表外。接收行只接优质负债，不接历史遗留的隐性债务、欠款、坏账、诉讼，完全隔离或有负债风险；三是信托计划可设置5—10年存续期，通过拉长处置周期处理存量不良，提升资产回收率，为高风险村镇银行提供市场化化险新路径。 　　这套制度设计，也为高风险村镇银行开辟了一条“无痛退出”的市场化路径。不过，喻智也坦言，当前信托工具在村镇银行改革中的推广仍存在约束。目前监管层面缺乏明确的支持，信托参与村镇银行化险的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此外信托接手村镇银行资产的案例不多，设立信托计划要求底层资产合规、可确权并进行信托登记，村镇银行底层资产的复杂性对信托工具的使用可能存在较大限制。 　　展望未来，王蓬博预判，村镇银行改革将呈现三大趋势：一是改革主体以农商行为主转向股份制银行和优质城商行深度参与；二是“村改支”成为主流路径，强调并表管理与风险闭环；三是区域性集中退出与结构性进入并存，重点向经济活跃、金融需求明确的县域倾斜。 　　北京商报记者 孟凡霞 周义力

　　每经记者|黄海    每经编辑|杨翼     　　郭恒华被刑拘了。消息放出时，这位安徽知名的女企业家，还有不到十天就要迎来自己62岁生日。几天前，她掌控的A股上市公司华恒生物才刚通过港交所聆讯，距离H股上市仅差临门一脚。 　　变数发生在6月24日。当日晚间，华恒生物（SH688639，股价16.95元，市值42.39亿元）公告称，公司实际控制人郭恒华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以下简称“非吸”）已被合肥市公安局蜀山分局刑事拘留。连锁反应接踵而至，郭恒华宣布辞去华恒生物董事长、总经理等全部职务；公司港股上市计划也宣布终止；紧接着，公司股价连续两日大跌。 　　众声喧哗中，一桩近十年前的“薛金合等人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一案”，即“巾帼系”案被重新置于聚光灯下。 　　日前，有部分案件相关人士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以下简称每经记者）透露，自2025年下半年开始，合肥经侦方面就曾联系案件相关人做过数次笔录，询问围绕郭恒华与“巾帼系”公司展开。不过，亦有说法称，此前案件已经法院二审裁定，此次警方调查重点另有指向。不过，截至发稿，每经记者未能从合肥警方处证实该消息。 　　此外，每经记者从至少三个独立信源处获悉，自“巾帼系”薛金合等人的“非吸”案件二审宣判以来，相关人士对郭恒华的举报几乎没有间断。6月30日，每经记者分别致电郭恒华及其妹郭恒斌，但电话均未能接通，求证短信也未获回复。 　　长江商学院官方微信公众号曾发文对郭恒华进行过报道。该报道中，一位学者曾如此评价郭恒华：“郭恒华是一个快言快语，无刻不透着激情、执着和感染力的女企业家。” 　　公开资料显示，郭恒华曾任合肥市妇联副主席、合肥市女企业家协会会长、安徽省女企业家协会副会长。目前，她担任着中国女企业家协会常务理事以及长江商学院安徽校友会副会长。 　　根据弗若斯特沙利文的报告，华恒生物是全球首家实现系列氨基酸厌氧发酵法产业化的企业。因此在行业内，郭恒华与其实控的华恒生物颇具知名度，郭恒华甚至被业内称为“合成氨基酸女王”。 　　6月25日，每经记者前往华恒生物合肥总部进行走访，并试图就郭恒华遭刑拘一事采访华恒生物方面，不过公司方面婉拒了每经记者的采访。当日，每经记者在走访时注意到有部分工作人员之间聊起郭恒华被刑拘一事，话题指向一起数年前的“非吸”案件——薛金合等人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一案，即“巾帼系”案。 　　“巾帼系”公司包括科创巾帼（北京）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创巾帼）、科创巾帼安徽分公司、合肥高新区巾帼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巾帼小贷）、安徽巾帼典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巾帼典当）及合肥巾帼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巾帼投资）。 　　公开信息显示，薛金合等人在2011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6日案发期间，利用“巾帼系”公司担保进行非法融资，以高息为诱饵，通过招聘业务员拉拢客户的方式，向社会不特定人群进行融资。该案共9名被告，薛金合、王斌、杨松柱、张沈昊、潘丽、黄萍、张芳芳、赵福进、沈红霞等9人被判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薛金合被判集资诈骗罪。 　　因郭恒华曾担任巾帼小贷的法定代表人兼董事长，也曾担任巾帼典当的法定代表人，并为“巾帼系”公司的部分经营活动提供了个人担保。在华恒生物科创板IPO阶段，监管部门曾三次下发问询函，就相关问题展开问询。 　　彼时，华恒生物在招股说明书中表示，“巾帼系”案件已有终审判决，案件不涉及郭恒华及相关“巾帼系”公司，郭恒华及“巾帼系”公司不存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集资诈骗行为，不涉及刑事犯罪，亦无需承担退赔集资参与人未兑付资金实际损失的责任。 　　6月25日下午，每经记者又致电华恒生物投资者交流热线，接线人士表示，其并不清楚郭恒华被刑拘是否与“巾帼系”案件有关，并称一切以公司公告为准。 　　此后的几日，多位与“巾帼系”案件有关的人士向每经记者分析称，郭恒华此次被刑拘或与“巾帼系”案件有关；有配合案件调查的人士向每经记者表示，围绕郭恒华与“巾帼系”案件的相关调查在2025年就已经开始。但截至发稿，每经记者未能从合肥警方处证实该消息。 　　可查的公开报道显示，郭恒华与“巾帼系”案件主犯薛金合二人相识于2003年。这一年，郭恒华从合肥当地一家国有大型化工企业的副总经理岗位上辞职，欲下海经商；也是这一年，在建设银行工作十二年的薛金合决定离开银行系统，并遇到了郭恒华。 　　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官网2015年刊发的一篇报道显示：薛金合将郭恒华形容为风雨同行的合作伙伴；回忆起二人的合作初期，薛金合称，在2003年至2008年期间，从建立公司内部财务体系到外部融资，他为“华恒”跑前跑后；2008年，当时的银监会和人民银行提出要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设立小额贷款机构，薛金合与郭恒华一拍即合，按薛金合彼时的说法：“郭女士深知女性创业的艰辛，作为合肥市女企业家协会会长，她想为创业女性做些什么。为此，她集聚了一批创业成功、企业有一定规模的女性作为股东，发起设立了以‘巾帼’命名，投资人是女性，服务对象以女性为主，解决女性就业为主的小额贷款公司”。 　　工商信息显示，2009年，巾帼小贷成立，郭恒华任董事长，薛金合任总经理。巾帼小贷初期股东中，沈红霞和张艳华早在2007年就与郭恒华、薛金合二人有过合作。2007年，这四人共同设立了合肥华鼎担保投资有限公司，该公司后更名为巾帼投资。2013年，这几人又合伙设立了巾帼典当。 　　每经记者了解到，沈红霞与张艳华都是当时合肥商界知名的女性企业家，前者是合肥中建集团董事长，后者是安徽金满楼饮食集团的创始人之一。此外，“巾帼系”相关公司中还有多位合肥当地的知名女企业家。比如，巾帼小贷的股东魏金华，她是客来福家居股份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及总经理，2013年当选合肥市女企业家协会副会长；巾帼典当的股东张社青，其是安徽好波国际内衣有限公司的总经理。 　　6月30日傍晚，一位接近合肥女企业家协会的人士向每经记者证实，“大家都是女企业家，看在她的面子上给她投资”。 　　从后续披露的公开信息来看，“巾帼系”公司的转折点始于2014年。2014年9月，“微金易贷”和“她金控”的主体运营公司科创巾帼在北京成立。 　　华恒生物在IPO问询函回函中援引“巾帼系”案二审裁定书称，2014年12月24日，巾帼投资已处于巨额亏损、负债经营状态，薛金合在明知其无力偿还的情况下通过“微金易贷”“她金控”等线上平台发布虚假标的继续融资，用于偿还及支付此前线下非法融资投资人的本息。 　　工商信息显示，巾帼投资由郭恒华持股33.32%，系第二大股东。 　　“薛金合等人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一案”案发后，涉案人员围绕“谁是巾帼系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给出了不同说法。 　　据华恒生物披露的“巾帼系”案件侦办过程：2017年12月案发后，公安机关进行了大量、充分的侦查，检察机关亦是进行了严谨审慎的审查后向法院提起公诉，一审法院审理后对薛金合等九名被告作出依法判决，在案件侦查、审查起诉、一审等阶段，郭恒华从未被列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法院审理认为，薛金合系巾帼小贷、巾帼投资、巾帼典当和科创巾帼的实际经营管理者，薛金合等人的犯罪行为均是薛金合作为主犯的九名被告的个人行为，不涉及单位犯罪；“巾帼系”公司系薛金合等人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所利用的工具。一审宣判后，在上诉期内，九名被告人中的薛金合、王斌、杨松柱、张沈昊、潘丽和沈红霞等六人向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其中薛金合部分上诉内容涉及郭恒华。 　　每经记者获取的二审裁定书显示，薛金合在上诉中主张其不构成集资诈骗罪。具体理由是“巾帼系”公司并未严重负债、形成大面积不良贷款，资金是被股东使用，股东具有偿还能力；无证据证实融资主要用于归还前期负债；其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其未占有或使用集资款，实际是郭某使用的；集资平台亦非其搭建的。薛金合还主张，其不是“巾帼系”公司经营管理者，“巾帼系”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郭恒华。不过，薛金合的所有上诉请求均被法院驳回。 　　持有不同观点的人并不仅有薛金合一个，上述“巾帼系”案二审裁定书显示，沈红霞曾在配合调查时表示，巾帼投资收购华恒生物持有的巾帼典当20%股份时，包括沈红霞在内的多位股东并不知情，直至她调取工商资料时才发现。这笔交易是郭恒华私下找到巾帼投资的法定代表人完成的。“如果郭某不是实际控制人就做不了这件事，郭某作为巾帼小贷、巾帼典当的董事长，应该对公司负责。” 　　值得注意的是，巾帼小贷的股东之一金鑫曾因股权转让将郭恒华、华恒生物告上法庭。 　　每经记者获取的部分法律文书显示：2015年12月初，金鑫与王萍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受让王萍所持巾帼小贷5%的股权。最终，相关合同的签订方却并非王萍，而是华恒生物。入股1年后，金鑫称其从华恒生物处得知巾帼小贷有巨额贷款无法收回，公司无法继续经营，拟由他人接管、重组。金鑫认为，郭恒华对其隐瞒巾帼小贷的恶劣经营状况，误导其入股，并私自调换其与王萍签订的协议，因此诉请撤销股权交易协议并退还交易款项。在陈述理由时，金鑫曾提及经郭恒华宣传，沈红霞丈夫张某也被吸纳为巾帼小贷股东。作为证人的张某曾表示，其与金鑫入股巾帼小贷均系因受郭恒华对巾帼小贷经营状况虚假宣传。 　　但法院审理认为，仅凭该证言，不能当然认定华恒生物在与金鑫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存在欺诈行为，金鑫自认入股巾帼小贷系经沈红霞介绍，而非华恒生物，故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不予认定。最终，金鑫败诉。对于郭恒华及华恒生物是否对巾帼小贷经营状况进行虚假宣传，误导金鑫入股的问题。法院表示，金鑫提供的财务报表、计划书等时间均系2016年之后，不能证明华恒生物在与金鑫签订《转让协议》时，存在虚假宣传或隐瞒事实的情形，也不能证明金鑫因此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签订了《转让协议》，故金鑫主张因欺诈要求行使撤销权的理由不成立。 　　封面图片来源：每经媒资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