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分钟看懂“德扑之星私人局是不是有透视挂”详细分享装挂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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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新闻客户端

（原标题：大战略牵引新开局 | 解锁水清岸绿“生态密码” 绘就美丽河湖幸福底色） 大战略牵引新开局 | 解锁水清岸绿“生态密码” 绘就美丽河湖幸福底色 （来源：视频综合） 央广网天津7月26日消息 日前，《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行动方案》接续印发，明确提出“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加强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为全国基层河湖精细化治理、生态惠民落地见效划定清晰路径。而在天津，一场久久为功的内河综合治理早已落地生根，南运河（南开段）正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缩影。2025年12月，南运河（南开区段）和大清河（天津市段）同时入选生态环境部第四批美丽河湖优秀案例。这一京津冀大地上的人水和谐实景，恰恰为即将全面铺开的“十五五”治水方略写下了一页鲜活的基层注脚。从黑臭淤堵到碧波长廊，南运河的重生，既是基层治水人久久为功的成果，更是天津全域系统推进“三水统筹”、厚植民生福祉的生动实践。系统施策、三水共治，啃下城市内河治理硬骨头现场采样、水质监测，是南开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现场监测室负责人刘炳江二十年来的日常。扎根南运河水质监测一线，他亲眼见证了这条河道从浊水黑臭到清流潺潺的蜕变，用日复一日的专业坚守，记录下城市内河生态逆袭的每一步轨迹。“河水经常发黑发臭，河岸两边环境脏乱差。”谈及十余年前的南运河，刘炳江仍记忆犹新。彼时的河岸私搭乱建、垃圾随意堆放；沿线老旧小区雨污不分流，沿街餐饮商铺私设管道直排油污；紧邻河道的向阳便民菜市场，更是常年存在污水、垃圾入河问题。“那时候水质经常处于劣V类，总磷浓度更是曾经超过Ⅲ类水质标准的3.2倍。”刘炳江坦言，河道污染成为困扰群众的民生难题。为彻底根治河道污染顽疾，南开区持续推进南运河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三水统筹”，秉持“源头截污、精准治污、生态净污”治理思路，打出一套靶向精准、标本兼治的治理组合拳。推进区域管网改造，对合流制、混接管网实施雨污分流，周期性疏通重点路段管道与检查井；完成咸阳路污水处理厂新建与老厂提质改造，削减入河污染负荷；整体搬迁污染严重的向阳便民菜市场，将原址改建南运河文化公园；实施三元村泵站改扩建，打通南运河与津河双向生态补水通道，提升河道自净能力。治理见效，更要长效管护。依托河湖长制全面落地，天津搭建起生态环境、水务、街道多方联动的常态化管护体系，建立问题排查、快速处置、闭环整改的工作机制。如今，南运河布设的水质自动监测站实现全天候在线监测，工作人员可通过数字化平台实时掌握水质动态，一旦出现数据波动，能够第一时间响应处置。刘炳江（右一）和同事们在做水质检测（央广网发 南开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供图）“最大的变化就是水质的变化。”谈及南运河的生态蝶变，刘炳江感慨，经过持续系统治理，南运河水质实现跨越式提升，对比十几年前现场采样时的水质，现在水质变得清澈透明，变化肉眼可见，近几年水质能够稳定达到Ⅲ类。岸绿河清、亲水宜居，铺展滨水惠民幸福新画卷傍晚时分，南运河畔滨水慢行步道人流渐密，水清岸绿的生态景致，成为市民休闲生活的亮丽底色。今年78岁的韩永明，是南开区长虹街道雅园里社区居民，也是南运河“华丽转身”的亲历者与见证者。“南运河是我小时候记忆最深的一条河，它是京杭大运河的一段。当年我父辈就在这条河上，把乡村的蔬菜运到城里，靠着这条河，养活了我们全家人。”老人回忆，承载着居民温情记忆的“母亲河”，也曾蒙尘失色。“一度南运河生活垃圾等堆砌，臭味熏天”。亲历河道生态蜕变，老人由衷赞叹：“现在管理加强了，河水清透，岸边平整，有休息长廊、亲水平台、娱乐广场、健步长廊，岸边草木茂盛，繁花似锦。早上有晨练，日落有舞场，是人们休闲打卡的好去处。”老人朴实的心声，道出了周边众多居民的真实感受。如今，滨水绿色廊道融合生态与人文风光，昔日“龙须沟”蝶变为城市“景观带”，沿河跑步、跳舞、写生摄影成为市民生活常态。这种“推窗见绿、出门进园、亲水戏水”的宜居图景，正是《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中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工作的生动实践。生态环境的持续向好，不仅擦亮了城市生态底色，更唤醒了全民爱水护水的生态自觉。作为南开区海河之净环保义工队的志愿者，李堃常年坚守南运河畔，常态化开展岸线垃圾清理、河湖生态科普宣传等志愿服务。“我们每月都会开展专项护河行动，越来越多青少年、大学生和周边居民主动参与进来。”在她看来，源源不断的新生志愿力量，为河道长效守护注入了鲜活持久的活力。志愿者们在河湖岸边捡拾垃圾（央广网发 南开区海河之净环保义工队供图）水环境的蝶变，也悄然重塑着沿岸群众的生活习惯与文明素养。如今在南运河畔，垂钓市民结束活动后会主动清理饵料残渣、收纳随身垃圾；晨晚健身的群众自觉爱护沿岸环境、规范投放垃圾；过往居民看到零星杂物，也会主动随手清理维护。优质的滨水公共空间，让生态红利充分惠及民生，市民的生活品质与幸福指数伴随生态环境提质持续攀升。谋远攻坚、持续发力，拓宽碧水兴城新路径一河清水焕新颜，一城生态添底蕴。南运河的生态蝶变，并非天津内河治理的个例，而是全市深耕碧水保卫战、推进水生态综合治理的典型缩影。多年来，天津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协同治理，践行“人水和谐”发展理念，通过系统施治、源头管控、长效管护，推动全市河湖生态质量持续改善。截至目前，天津已有五处河湖成功获评全国美丽河湖优秀案例。南运河（南开段）岸边繁花似锦（央广网发 天津市生态环境局供图）据天津市生态环境局水生态环境保护处副处长邵晓龙介绍，天津坚持源头管控、精准治污，构建全域全覆盖的排污口监管体系，将工业排污口、城镇污水处理厂排口、城乡雨洪排口全部纳入排查管控范围，全市污水集中处理率提升至97%以上。同时，持续强化生态补水赋能，每年向七里海、北大港、大运河等重点河湖湿地生态补水超10亿立方米，推动中心城区河道从阶段性补水换水，升级为常年循环流动、活水常清的良好水系格局。在生态修复层面，天津积极争取中央水污染防治专项资金，精准落地生态治理项目，先后实施津南区再生水利用及河道生态修复、武清区机场排水河治理等14个湿地修复工程，累计修复湿地面积1131公顷，持续夯实水生态基底，让群众全方位感受河湖湿地的生态之美、宜居之变。作为美丽中国建设的关键推进阶段，“十五五”时期为水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划定了新的攻坚方向。邵晓龙表示，天津将持续对标国家美丽中国建设部署，坚守环保为民初心，聚焦群众身边的河湖水体，持续强化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下一步，将开展水污染突出问题攻坚行动，强化工业企业污染防控，加快城镇生活污水收集处理能力提升，实施中心城区雨污合流治理攻坚行动，扎实推进美丽河湖保护与建设，持续擦亮津门水生态名片，让碧水清流持续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惠及更多民生。

（原标题：景德镇：瓷立千年 | 文化中国行） 陶阳里的徐家窑及作坊群。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摄7月8日，景德镇，传统制坯工艺匠人、非遗传承人宗广俊正在工作。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摄7月25日，韩国釜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通过审议，成为中国第61项世界遗产。在这个夏天，本就高温的景德镇，更“热”了。其实，一千年前，景德镇就很“热”。从10世纪至19世纪，这里手工瓷器生产发展演变，对中国和全球的产业、艺术及贸易产生了深远影响，谁不想要一件景德镇的青花瓷呢？而更直观的，这里窑业兴旺，昼夜不息，被称为“四时雷电镇”，听上去就热火朝天。“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江西省东北部，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蛟潭窑柴燃料产区5个组成部分构成，包含御窑厂窑址、落马桥窑址、观音阁窑址、大午坑瓷石明矿遗址、小坞里溪谷瓷石开采加工遗址以及水陆运输网络遗存等15组遗产构成要素，共45个遗产点位。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介绍，景德镇五大遗产片区在空间格局上可概括为“一镇四区，一江三河”，展现了景德镇手工瓷业的演进脉络。其中，湖田古瓷窑址与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是一脉相承的制瓷核心区域；长岭瓷石矿遗址、高岭瓷土矿遗址是核心原料产地；蛟潭窑柴燃料产区则是明清时期宗族运营、可持续的窑柴经济体系，保障了高品质燃料持续供给。“五大片区的组合格局，完整解答了景德镇千年瓷业长盛不衰、成为全球制瓷中心的核心原因，并以青花瓷为重要载体，推动了中华文明的全球化表达。”邓超说。三闾庙古码头。景德镇申遗办供图一座瓷片堆成的山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带着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站定在景德镇中心的一座小山下。这座海拔仅有48米的珠山，看上去平平无奇——直到记者知道它是由碎瓷片在平地上堆起来的。碎瓷片，是景德镇最司空见惯的东西，其中，不乏一些著名的碎片。1988年，考古工作者在珠山以南的明代御窑厂西墙下，发现一条长17米、宽两米的巷道，填满厚达1.3米的御窑瓷片。瓷片厚重巨大，来自同一种器物——青花龙缸。根据地层并结合相关史料判断，它们属于明代正统年间。正统六年，明政府正式诏告天下定都北京。正统七年，为宫殿新成特命烧造“青龙白地花缸”。第一批龙缸烧了两年，到了正统九年五月，首批烧成者落选。御窑厂巷道中的碎片，就是这批“不合格品”被打碎掩埋的遗迹。翁彦俊介绍，不同时期对落选御窑瓷器的处理制度不一样，“有时候专门掩埋，甚至分类掩埋、挖坑掩埋；有的时候堆积起来，还有的时候皇帝准许部分产品出售，出售赚的钱再用来支持生产”。历史可追溯至唐代的龙珠阁，位于珠山之巅，20世纪80年代末重建时，才发现下面全是瓷片。翁彦俊估计，下面至少还埋藏着上百万片。珠山只是这座被瓷器塑造的城市的一个缩影。陶瓷专家、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王光尧说：“之前在景德镇干考古，主要基于瓷器研究，但这一次，我们关注的是整体——在中国古代手工业发展史上，它的阶段性特点，以及能表现哪些中国古代瓷器生产手工业的核心内核。”考古不再局限于瓷器和窑址。“刘家下弄、朱氏下弄、张家下弄，考古证明这些地方在明朝末年以后才形成了可以居住人的平地。最深的地方14米，全是生产瓷器的废品填在江里面的堆积层。”王光尧说，“如果不是生产瓷器的废料往这倾倒，昌江到现在的前街这段，都是水域。”“上弄”“下弄”的地名逻辑就在于此。比如，前街以东是刘家上弄，以西、更靠近昌江的地段就是刘家下弄——下弄是填河造地的证据。瓷器生产改变了地貌，也为人的活动提供了新场所。瓷业垃圾主要分3类——烧坏的瓷坯、损耗的匣钵、过期的窑砖。这些废料被用于墙垣、地基，垫高城市下垫面，建设排水系统，应对频繁的洪灾。景德镇老城区的地面平均被抬高了至少3米，这也使超过一半的城区免于水患。1914年，景德镇总商会会长吴简廷筹款修建下水道，上自莲花塘，下到刘家下弄，长度超过市区的三分之二，所用材料全是窑砖。直到今天，这条百年大沟仍在继续使用。还有一个统计，截至1990年，景德镇下水道总长超过9万米，其中6000多米是用瓷业废料窑砖建成的。湖田窑是宋元时期最具代表性的窑场之一，历经7个世纪，从青白瓷到青花瓷的技术跨越，为景德镇“瓷都”地位的确立奠定基础。湖田窑的陶瓷产品，曾经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远销今日亚洲的日本、韩国、菲律宾、马来西亚、伊朗、土耳其，以及非洲的埃及、肯尼亚、坦桑尼亚、马达加斯加等国家和地区。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梁中荟负责景德镇系列遗产的整体阐释展示规划。她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湖田窑板栗园遗址保护设施在改造之前，是一个封闭的建筑。遗址地处低洼地带，本体面临通风和水患等问题，同时几处遗址之间、遗址与水环境之间被割裂开。“我们对保护设施作了‘通透化’的处理和改造，不仅提升了遗址的通风和防水，还呈现了‘遗产-水系-丘陵地形’的整体场景。”但，还不止于此。在湖田古瓷窑址边上，有一个村子叫湖田村。在展示设计过程中，有当地村民问：“以后我们还能进来吗？”“我们希望这是一个持续共生、系统性的长远规划，希望伴随未来的考古研究、保护实践和各方参与的管理共享，遗产的阐释体系能逐渐构建起来、丰富起来。”梁中荟说。于是，此项改造使遗产所在场所，从封闭到开放，还有了一大片绿地，预约就能进。村民们可以进来坐着、散步，或者，随时推开家里的窗户，看看珍贵的遗产和舒适的环境。“让遗产与环境共生、与社会共享。”梁中荟说。“我们坚持依靠群众、服务群众，不动迁原住民，不搞圈地开发，不改变基层治理结构，广泛发动群众参与文化遗产保护。”邓超介绍，在历史城区，实行以居民为主体的遗产地保护机制；在乡村，实行以村民为主体的遗产地保护机制，“这两个机制意味着，让本地居民、村民，依然能够延续自己的生产生活，这是一种更长远的方式。外来的专业团队、专业机构，是作为补充性的力量。当地人成为主体、当好主人，用好遗产，过好生活”。高岭古村。景德镇申遗办供图窑火千年的秘密景德镇手工制瓷技艺的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孙立新，是孙公窑第四代传人，今年59岁，从艺45年。最近，他的身影总是出现在陶阳里——景德镇的文化原点和地理“C位”。陶阳里中，最著名的当属御窑厂。明初，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的御器厂在景德镇设立，清代改名御窑厂，负责宫廷御用器物的烧造。暑期的陶阳里历史文化旅游区，人气爆棚，观众可以体验拉坯、画瓷等制瓷工艺，或者穿着传统服饰，来一场与瓷器有关的旅拍。“（观众）脸上笑得像花儿一样的，这对我来说就是成功了。要让人们先了解陶瓷，然后喜欢上陶瓷，爱上陶瓷。”孙立新说。不久前，他和同事去广东阳江参观了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博物馆的“主角”是南宋沉船南海Ⅰ号，“密密麻麻装了十几万件瓷器，其中就包括大量景德镇瓷器”。“我当时非常感慨，感觉是在走亲戚。走过展柜，我觉得每一个碗都在看着我，说‘你们终于来看我了，我在这里等你800年了’！那一刻，我眼角尽是泪水。”为什么景德镇能与瓷器牢牢绑定千年？孙立新认为，景德镇有一个巨大的优势，就是制瓷技艺的72道工序，是大家一起分工来做。“它不是家族式的，它是社会化的。一个人一辈子只干一件事，比如拉坯的永远做坯，在几十年工作中，技艺肯定是精湛的。”换言之，景德镇的每一件陶瓷都是工匠们的共同作品。“在明成化以前，景德镇的分工不是特别明显，‘前店后厂’模式是可能存在的。但成化以后，这种模式就没有生存空间了，生产精细化分工。”王光尧说，“文献记载，在这里，连体弱的女子、身残的盲人，都能找到工作。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工业化城市之一。”窑炉技术的演变，也是一条线索。景德镇传统瓷窑作坊营造技艺，和景德镇手工制瓷技艺一样，都在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御窑厂西窑址，位于御窑厂西围墙北段外侧。考古发掘证实这里的制瓷活动可追溯至宋代，连绵不断直至清末，截至目前发现窑炉遗址11处、房址8处，以及为数众多的瓷业生产遗迹。窑炉技术，作为瓷器的核心秘密之一，在景德镇不断“进化”，从借鉴北方馒头窑、优化南方传统龙窑，到发展出葫芦窑，最终演进为蛋形窑——又称景德镇窑、镇窑。王光尧介绍，蛋形窑呈鸭蛋形，窑身长，装烧容量大，窑内温度沿长度方向呈梯度分布，不同烧成温度需求的瓷器分配到相应窑位，就能同窑烧成，热利用效率大大提升。“守正创新、开放包容。”王光尧这样概括景德镇千年窑火不断的原因，“景德镇之所以能‘器成天下走’，前提就是‘匠从八方来’。从考古发现也可以看到，景德镇的产品有不同的技术、不同的类别，把中国南北方的文化，乃至中外文化融在一起。”官民互动是另一条线索。1278年，元朝在景德镇设立浮梁磁局——全国唯一的瓷业管理机构，元代所有御用瓷器和官府用瓷，均采用“官监民烧”方式在民窑生产。明嘉靖年间，御器厂开始调整生产组织方式，将无法按期完成的烧造任务摊派给民窑，“官搭民烧”制度开始推行。翁彦俊解释，所谓“官搭民烧”，就是官方给样式、给原料、给半成品，让民窑来帮助完成订单。于是，此前被官窑垄断的优质原料和技术向民窑转移。在御窑的带动下，民窑的手工业分工进一步精细化、专业化。御窑厂周边也形成了多个民窑生产组团。受此推动，坯房、窑房、瓷行、颜料店、瓷器包装店等上下游专业化分工行业，得到发展。江家下弄6号细金店，专门销售釉上彩瓷描金颜料；棋盘街1号瓷行，瓷器贸易的中介机构；棋盘街3号菱草行，进行瓷器包装的细分行业……行帮、会馆等社会组织也随之壮大。甚至，连“专卖破碗”都有了专门的公所——祭师祠。翁彦俊解释，祭师祠是下洲店的行业公所，下洲店是将次废品重新修补加工贩卖的行业，所以，祭师祠又被形象地称为“破碗公所”。在景德镇，从采矿到烧窑，从好瓷到破碗，每一道工序、每一件器物，都有自己的位置。高岭古道。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摄寻找一座矿山，偶得一张契约让我们把视线暂时从景德镇热闹的镇区移开，这项新晋世界遗产的5个组成部分中，有3个在数十公里之外——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蛟潭窑柴燃料产区。魏青是景德镇申报项目文本编制团队负责人，2023年，他和团队在找一样东西。“要支撑这样一个瓷业体系，让它能承载世界瓷业中心的地位，产业规模一定是庞大的。我们需要通过足够有震撼力的东西去证实，让今天的人们相信这件事。”他们要找的，是矿山，或者说，矿山遗迹。在距离景德镇镇区东北约60公里的瑶里镇长明村，跟着老乡，从山路“披荆斩棘”地进去，他们找到了长岭瓷石矿遗址。这里的大午坑瓷石明矿遗址，长达数公里，是目前已知规模最大的露天采矿遗址；这里的小坞里溪谷瓷石开采加工遗址，则保存了最完整的瓷石加工生产体系。“这是有足够尺度感的东西。”魏青说。还有一样东西，更难找。众所周知，烧瓷器要燃料。南方没有煤，只能烧林木。元代民谣就有“一里窑，五里焦”之说，烧了上千年，山林怎么还没被砍光？“我们一直想找到一些能维持成百上千年的机制。”魏青说，“一定存在某一些机制，让资源可持续利用。”线索来自一个偶然。在编制申遗文本的过程中，团队翻山越溪，要跟各个村的人打交道。有一天，一个村民拿出一个东西：“这是不是你们在找的？”那是一本族谱，族谱里附了一张图——乾隆年间的《礼芳分山图》，是山林管理的规范性文件。明清时期，面对制瓷业对燃料的庞大需求，距离景德镇镇区约30公里的蛟潭一带，以礼芳等村落为核心，依托宗族组织，建立起规模化的林业生产体系。一个细节是，在这张《礼芳分山图》上，多见“老”界之名，这说明，在这次乾隆年间的定界之前，已有持续沿用的习惯边界。礼芳窑柴山林管理制度传承久远，代代恪守。瓷以族兴，林以族茂。“当时眼睛一亮，找到了！”魏青说，“礼芳村的所有山林，都被画进了分山图，还定下了分山的规约，落实到家族的组织管理系统中；并通过轮种、轮伐等方式，形成相对可持续的状态。”专家帮助村民修复了这份年久失修的族谱和分山图。附近村里的老百姓一看，“这东西还真被这么重视”，后来就不断有人送来相似的“证据”。魏青说：“这不是孤例，证明在这片区域里，存在这样一套以宗族为基础的山林产业运行模式。”瑶里镇高岭村距离景德镇镇区约40公里，这里有一样东西，改变了世界陶瓷史——高岭土。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景德镇开始尝试将高岭土掺入瓷石，逐渐形成后世所称的“二元配方”，提升瓷胎的坚致性和耐高温性能。明末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是明确记载景德镇瓷土人工“二元配方”的最早文献。明清时期，距离景德镇只有45公里水程的瑶里镇东埠村，是高岭土运输的重要中转站。东埠码头一年中除了枯水期和洪水期，有近300天舟船繁忙。从明后期至清乾隆年间，高岭土总采掘量约163万吨，年均约9000吨。高岭土藏着中国古代的科技密码，还牵涉出一条中外文化交流的隐线：1712年至1722年，法国传教士殷弘绪向欧洲发回两封信，介绍“二元配方”；1709年，德国炼金术师博特格使用高岭土，烧制出欧洲第一件白釉硬质瓷器；1750年代，法国发现高岭土矿，结合殷弘绪的配方生产出了硬质瓷；1869年，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创造了英文单词“Kaolin”，成为世界制瓷黏土的通用名称。景德镇，从来不只是中国的景德镇。御窑厂窑址。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摄漂洋过海来做瓷加拿大历史学家卜正民在《维米尔的帽子：17世纪和全球化世界的黎明》中描述过一幅17世纪荷兰绘画：“我们看画时，目光会先投向那个少妇，但在维米尔那个时代，那只盘子大概会和那少妇争夺观者的目光。”明代中期以前，景德镇外销瓷器以青花为主流；明代中晚期，开始流行克拉克瓷；清代，景德镇的海外贸易迎来鼎盛时期，粉彩瓷成为外销瓷中的重要品类。一些景德镇参与全球交流的痕迹，如今收藏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馆里：永乐御窑瓷器花卉纹残片，出自肯尼亚曼布鲁伊遗址；永乐御窑瓷器海水纹残片，出自阿联酋拉斯海马酋长国朱尔法遗址……这种全球化的叙事，在当代景德镇以另一种方式延续。7月仲夏，陶溪川，气温在夜晚渐渐降下来，人气却又缓缓升了上去。在这个汇集世界各地陶瓷艺术家的文创街区，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和两位“洋景漂”聊了一晚上。2023年，俄裔英国当代艺术家斯维特兰娜第一次来到陶溪川艺术中心驻场，“每一次来都觉得不够”。去年是她第三次来，持续了3个月，那一次，她决定留下来。现在，她觉得自己“几乎是一个本地艺术家了”。“这里是一个灵感的源泉，有很多非常精致的材料，是在其他地方无法获得的。”在景德镇，她和不同的窑、不同的釉打交道，探索“之前从来没有探索过”的新技术。去年，斯维特兰娜申请了景德镇陶瓷大学的博士研究生，“我可以在大学里学习中国的语言、武术、书法”。现在，她每天早上6点起床练习太极拳，有时也会去做针灸，“我过得很愉快，非常享受在中国的时光”。她说，吸引她留下来的，是这座城市“神奇的氛围”。“哪怕在这里睡觉，内心也会感到平静和快乐。如果没有这样一种氛围，就没有办法静下心来创作。”“我出生在莫斯科，一生都生活在英国，之前对亚洲一无所知。但现在我可以学习中国的历史，在中国各地旅行，了解亚洲。我感到安全、开心。我的两个孩子都已经来探望过我，也感到很幸福。”土耳其陶瓷艺术家皮纳尔从事这一行已经20多年，拥有博士学位，曾在大学执教12年。今年5月，她以特邀艺术家身份入驻陶溪川艺术中心。她说，土耳其和景德镇之间有着相似的文化。16至17世纪的奥斯曼帝国时期，土耳其西北部伊兹尼克地区生产的陶瓷，早期产品主要为模仿中国青花瓷的白底蓝花陶器。在土耳其，人们会把一些陶瓷称为“Çini”——发音类似“秦泥”，在土耳其语中的意思就是“中国”。“这个陶瓷来自中国。在历史上，我们尝试了很长时间，努力去制造类似中国陶瓷同样品质的产品。”皮纳尔说。“在景德镇，每走几步路，就能看到一家瓷器店、工具店、材料店……这里真的是一个可以自由创造的地方，非常神奇。”在皮纳尔看来，景德镇这个“几乎全世界都知道的地方”，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和现代科技，可以把人们聚集在一起，去分享和发现新的事物。“来到这里，我们不仅可以创作自己的作品，还可以发现新的事物，学习新的技术和方法。比如，可以进行3D打印的创作。”“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被世界遗产委员会认定符合《世界遗产名录》的价值标准2、标准3、标准4、标准6。邓超谈到，这4项标准是一个有机的价值整体，其中，从国际传播效应与文明对话的宏观视角来看，标准2（文明交流）与标准6（全球影响）的组合，是具有重大意义并能引发国际共鸣的价值组合。斯维特兰娜和皮纳尔的故事，印证了景德镇“匠从八方来，器成天下走”的古老传统在今天的延续。在历史上，景德镇即有“土著十之二三，客籍十之七八”的说法。如今，来自全球数十个国家的5000余名“洋景漂”，在这里学习、创作、生活。土耳其知名陶瓷艺术家皮纳尔·居泽尔京·汉贡在创作中。景德镇申遗办供图9平方米的小店铺14岁的张孖玥是一名讲解志愿者。她从小就知道景德镇是“瓷都”，但这两个字到底意味着什么，她并不十分清楚；她也常去御窑厂玩，“并不知道里面究竟是干什么的”。现在，她说起来“滔滔不绝”：“明代这里是‘官搭民烧’；清朝时候，克拉克瓷（明万历至清初主要供外销的青花瓷器，因葡萄牙商船‘Carrack’上的中国青花瓷而得名——记者注）向欧洲销售……”她讲解朱氏下弄和观音阁窑址，讲解词需要自己查资料、自己写。于是，她把界桩比喻成“哨兵”——“标记着这个片区的边缘”。今天的景德镇和古代一样，有本地的孩子从小耳濡目染，也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他们被称为“景漂”，目前有6万余人。在陶溪川这个主力是95后到00后的市集上，90后陈赛杰已属“资深”。他是温州乐清人，2011年考入景德镇陶瓷大学，从此再也没有离开，一晃就是15年。现在，他和妻子经营着一间连他俩一共5个人的工作室，在陶溪川有一家9平方米的小店铺。“最吸引我的是景德镇城市的开放性。”陈赛杰说，“我留下来，也可以说是景德镇接纳了我。”大学毕业后，他发现，真正能让他留下来的是景德镇完整的产业生态。“我在陶瓷学习和制作过程中，经常会碰到各种问题，但景德镇有悠久的制瓷传统和一大批老师傅。有时候，老师傅一句话，就能帮我解决生产方面的问题。”他举了一个例子：无光白的釉料，烧制的时候容易“吸烟”。所谓“吸烟”，就是瓷器在窑里的初始低温阶段，燃烧不充分，里面的碳含量没有充分燃烧，导致瓷器表面局部或全部呈现灰、褐、黑灰色。“这些问题，老师傅看一眼就明白，告诉我要放在窑的哪个位置烧，温度高一点还是低一点。”这对刚毕业的年轻人来说，意味着省下了巨大的试错成本。在景德镇，陶瓷一面是产业，一面是艺术。陈赛杰诚恳地说：“我算不上职业艺术家，我一直当自己是陶瓷从业者。”妻子负责作品的设计，他负责把设计变成实物，同时处理其他一切问题——对接客户、管理生产……“创业嘛，就是什么都得干。在景德镇，我们经常会说，厂长都是打杂出身的。”陈赛杰工作室的作品偏现代陶艺，包括抽象或卡通风格的雕塑瓷、摆件等。现在，他的工作室年营业额在60-70万元，利润大概一半。记者问他“满意吗”，他笑了：“你说满意，肯定还差一些，但是我对目前的生活状态是满意的。”他和妻子有个共识：“我们很享受做陶瓷这个过程。如果这个事情能做到退休，做自己想做的陶瓷，就很幸福。”陈赛杰曾在湖田古瓷窑址为参观者表演传统制瓷技艺。对于申遗成功后可能带来的改变，他的期待很务实：“会为这个城市带来更多关注度，这对我们陶瓷从业者来说，就代表更多的销售机会。我相信我在艺术方面的追求，也会随之有更多的空间和可能性。”在魏青看来，遗产保护对价值的理解是多维度的。“一个维度是内在的、本质的价值——作为世界遗产的历史积淀；另一个维度是它在当代的功能——展示的场所、研学的场地、陶艺家工作的场所；还有一个维度是通过聚焦遗产，形成了一个新的文化社群，这是遗产能够实现的一种社会组织能力。”“景德镇的活力，恰恰是基于手工业的、非常个体的创造力的展现。现在，年轻人在这里形成一种民间的、自发的、个性的文化表达，这是一种后工业时代手工业精神的回归。”魏青说，“传承不仅在技术，也不仅在文化理解，还在于一种内在基因的状态。”孙立新说：“你要到景德镇的小巷去看一看。灯火阑珊的时候，你从一些小店的窗帘缝隙望进去，就可能看见里面坐着一两个，或者满屋子人，在灯下描绘瓷器。这就是景德镇的手艺千年不断的根基。”窑火的千年不绝，说到底，还是人的生生不息，过去是，现在是，将来是。